二、中华蜜蜂的古代人工饲养

东汉时期(25～220)进入蜜蜂的人工饲养阶段。公元1世纪初，出现了文献上记载的第一位养蜂专家－姜岐。据《高士传》记载，姜岐隐居山林，“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天下，营业者三百人。民从而居之者数千家”。当时教授养蜂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东汉的养蜂先行者已不满足于原洞养蜂，照看蜂群。为了更便于割蜜，开始移养蜜蜂。移养是蜜蜂由野蜂变成家蜂的过渡阶段。他们砍下附有野生蜂窝的树干(即原始天然蜂窝)，挂在屋檐之下，蜂窝所放置的方向与原树干生长的自然姿势保持一致。移养无需管理，蜜蜂生活在半野生状态。至今云南怒族、傣族人民饲养无刺蜂仍沿用这种移养方法。

东汉人开始观察蜜蜂和蜂房。公元前139年《淮南子·氾论训》首次描述“蜂房”，并指出其大小“不容翰鹄卵”。对于蜜蜂主要生物学特性已有初步认识。许慎《说文解字》(100～121)释“”(同“蜂”)为“飞虫整人者”；释“蜜”为“甘饴”。

其时对蜂产品的利用已经发展到医药、印染、制烛。公元3世纪的《神农本草经》已将石蜜、蜂子、蜜蜡列为医药“上品”，指出蜂蜜有“除百病，和百药”的作用。而且发现蜂子有抗衰老、滋润皮肤的美容功效，若“久服(蜂子)令人光泽好，颜色不老”。蜡烛为西汉时期的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所制作。晋人葛洪在《西京杂记》(340年前后)中记载了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之事。蜜蜡用于民间印染可能从汉代开始，古称“蜡缬”，现称“蜡染”。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出现了两篇重要的文献。公元3世纪，在张华《博物志》中明确记载山区养蜂者“以木为器”，“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安檐前或庭下”，诱引野蜂“春月作窠生育”的方法。郑缉之(420～479)(永嘉地记)进一步记述了家中人“以蜜涂桶”诱引分蜂群“举群悉至”的技术。这一时期已将移养后的半野生态的蜜蜂诱养到仿制的天然蜂窝或代用的木桶蜂窝中去，逐渐向蜜蜂家养过渡。

蜜蜂家养，使西晋人更便于观察蜜蜂生态和生物学特性。郭璞(276～324)《蜜蜂赋》首次记述了蜜蜂是社会性昆虫。蜂群中有“总群民”的“大君”，司管保卫的“阍卫”，作蜜源调查的先遣蜂。还描述了蜜蜂“营翠微而结落”、“应青阳而启户”的筑巢条件和喜暖向阳的习性。认识到蜂蜜是蜜蜂“咀嚼华滋”，酿制而成。

蜂产品的加工技术和利用此时也有较大发展。三国时期(220～280)蜂蜜用于制作清凉饮料和浸渍果品。《吴志·孙亮传》有“使黄门中藏取蜜渍梅”的记载。《魏志·袁术传》记载，时盛暑，袁术欲得“蜜浆”，但无蜜，乃呕血而死。其时的蜜浆用于解暑，以蜜羼水而成。西晋能将混合的蜜蜡分开提炼，分别利用。蜂、蜜、蜡除食用、药用外，开始试制防衰、增白的美容剂。晋代女子直接用天然蜂蜜抹面。《名医别录》(502)记载了用“酒渍蜂子敷面，令人悦白”的美容方法。蜂蜡则用于制作蜜印(蜜章)、蜜玺、蜡屐和工艺品蜡凤。

隋唐五代(581～960)养蜂文献鲜见。从唐诗等的零星记载中可以窥见唐代的家庭养蜂并不普遍。南北山区还处在“凿石养蜂”的状态。

唐人将蜂窝与燕巢并列于柱梁或悬于庭院前檐，并配有果树蜜源。杜甫有“柱穿蜂溜蜜，栈缺燕添巢”的诗句。《酉阳杂俎》(864年左右)还记载了作者段成式家养蜜蜂的事实：“蜂窠成式脩竹里私第，果园数亩。蜂胶土为窠于前檐”。但是蜜蜡的主要来源还是取之于半野生状态的蜜蜂，蜂糖、蜂蜡、蜜烛多产在南北山区，特别是南方，并列为“常贡”。唐诗中也不乏描写割蜜人“自履藤鞋收石蜜”，“采始于泉谷”的情景。韩鄂(唐末或五代初)《四时纂要》把“六月开蜜”列为农家事宜，这是现存收编养蜂技术最早的农学著作，反映养蜂副业的发展已引起农学家的注意(图1)。

660～740年成书的《文苑英华》里张鷟《沧州弓高县实性寺释迦像碑》一文中始称“蜂王”：“蜂王献蜜，纷飞紫绀之楼”。813～858年，在李商隐《闺情》“红露花房白蜜脾”的诗句中明确提出了“蜜脾”的概念。864年前后，段成式最先记述雄蜂：“生三四月，黑色”，“不能采花，但能酿蜜”的生物学特性。并总结“相蜂过冬，蜂族必空”的养蜂经验。唐人称雄蜂为“相蜂”或“将蜂”。

唐代蜂产品的加工技术突破了历代窠臼特别是拓宽了蜂蜡利用的范围。利用蜂蜡浇烛可能从李唐开始。陕西永泰公主及章怀太子墓的墓道上，都有侍女秉烛而行的壁画。(彩图110)唐诗中也有大量描写蜡烛的诗句。贾公彦还记载了“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的制烛方法。其时产量不多，仅限官苑豪门享受。此外，还利用蜂蜡藏书、印染、作丸衣。蜡诏、蜡书、蜡丸(蜜丸)为唐代始用。蜡缬布亦颇盛行。隋唐盛行用蜂蜜酿制蜜酒。医学家孙思邈(581～682)记载了“葡萄、蜜等酒不用麯”的自然发酵法，并介绍了酿制蜜酒的方法，还利用蜜酒治病。

进入宋元(96O～1368)以后，有关养蜂文献骤增。其重要著作有《小畜集·蜂记》(1000)、《农桑辑要》(1273)、王帧《农书》(1313)、《农桑衣食撮要》(1314)和《郁离子·灵丘之丈人》(1350～1365)。宋元时期是中蜂人工饲养发展的重要阶段。家庭养蜂较为普遍，出现了专业养蜂场。

王禹偁撰写的《小畜集·蜂记》较具体地描述了蜂王生物学和分蜂的情状，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他观察到蜂王“其色青苍”，大于常蜂，“无毒”。失其王则蜂群溃乱。分蜂时，蜂群“或团如罂，或铺如扇，拥王而去”。还记述了蜂王产卵的情景：“(王)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数”。但未明言蜂王是产卵雌蜂。

宋代已初步观察到工蜂后足在特异变化后产生的器官——花粉筐。《尔雅翼》(1184)有“采花须粉置两脾”的描述。宋人还发现工蜂采水是酿蜜泌蜡的需要，因而制定了“春三月供水，不致渴损”的管理措施。

宋元时期的养蜂技术日臻完善且具有很高的管理水平。刘基的《郁离子·灵丘之丈人》仅350余字，却概括了蜂场中蜂群四季管理的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控制自然分蜂的原则是一群不留二王。宋以前是采取追捕、诱引蜂群“延客住”的抢救办法。宋至元出现了三次较大的技术突破。第一，棘刺王台和早摘新王。《小畜集·蜂记》首次报道“以棘刺……王台，则王之子尽死而蜂不拆”；《农桑辑要》和王帧《农书》也记载了“一窠留一王”，“除旧蜂王外，其余蜂王尽行摘去”的经验。第二，人工分蜂。《农桑辑要》记载了若有数个蜂王，“当审多少、壮与不壮”，淘汰弱者只留蜂王两个，分为两窝的方法。第三，培养强群。《郁离子·灵丘之丈人》说，“蓄则纵之、析之，寡则与之、衰之，不使有二王也”。意思是群势强就可以进行人工分蜂，群势弱则应加强饲喂，以强补弱；一窝之中不能两王并存。

此外，在养蜂技术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发明。如两人配合用烟驱、蜜诱的方法收集分蜂群；三面洒水扬尘，阻其蜂路和撒土收蜂追捕蜂群的技术；至晚蜂息再转移的经验；用薄荷叶涂手面和用草衣蔽身防蜂螫的方法等。

宋代记载了多种蜜源植物及各种蜂产品。《图经本草》(1061)记述了黄连蜜、梨花蜜、桧花蜜和何首乌蜜等名称、蜜色和产地。在蜜渍贮藏果品的基础上，已发展加工成蜜饯(蜜煎)、果脯。吴自牧《梦粱录·除夕》中记有“蜜煎”。宋人已知南北不同的生态条件对蜜蜂选巢酿蜜有影响，“花色不同蜜色随异”。元人还采用“烧红筋，插入蜜中”检验蜜质优劣的方法。

元代有多种人工蜂窝。如“砖垒小屋，两头泥封”的砖砌蜂窝；“编荆囤两头泥封”的荆编蜂窝等。尤为重要的是《郁离子·灵丘之丈人》首次记载了“刳木以为蜂之宫，不罅不”的原始独木蜂箱。自此，在中国开创了木制蜂箱的历史。元代末年，养蜂业已具备相当规模。不仅有分散的副业养蜂，而且发展成专业养蜂场。《郁离子·灵丘之丈人》记载了“园有庐，庐有守”，蜂箱“五五为伍，一人司之”的蜂场布局、规模和管理技术。

明清时期(1368～1911)的养蜂文献纷繁，但多数荟萃前人经验，总结了一套“分蜂－召收－留蜂－镇蜂－防护－割蜜－藏蜜－炼蜡”的技术。1819年郝懿行编著的《蜂衙小记》十五则，为中国第一本养蜂专著。自明至清，养蜂业日趋昌盛。一般农户养十余群蜂，专业养蜂户养数百窝蜂。但蜂蜜的来源十居其八靠山野收蜂采蜜，十居其二靠家庭养蜂。

明清时期在养蜂技术和蜂箱的改革上也有新的进展。1637年《农政全书》首次记载“用纱帛蒙头及身上截，或皮套五指”的原始面网和防蛰手套。1600～1680年，《物理小识》记述了蜂箱的立体排列法：“箱宜数层……以左置右则盛，诸箱立架皆顺而稍下，不得过敌祖房(即原群)。”这比“五五为伍”的平面排列更能充分利用光源。明末已出现了原始继箱的雏形。《致富全书》有“先照蜂巢样式，再做方匣一二层……令蜂作蜜脾子于下”的记载。“方匣一二层”具有继箱的作用。晚清以后，在江苏、浙江、湖南、广东一带也相继出现带有原始继箱的旧式改良蜂箱。如嘉湖式、温州式、横形蔑篓式和方形多层木箱等。

从宋至清，记载了蜜蜂的多种敌害及其原始的御敌方法，但未见病害的报道。主要敌害有蛛形纲(蜘蛛)、昆虫纲(土蜂、山蜂、蚂蚁、斑蟊、蛅蟖、蚍蜉、蒲虫、蜻蜓)、爬行纲(蛇)、鸟纲(雀、鹩鸟)、哺乳纲(蝙蝠、豹、狐狸)的一些动物。

明清学者已开始注意总结养蜂经验，粗浅地研究养蜂学理。李时珍(1518～1593)《本草纲目》提出“蜜以密成”和“割蜜如十一取税”的理论。宋应星于1637年指出“蜜无定色，皆随方土花性而变”。徐光启于1639年研究了雨水－花木－蜂蜜的关系，总结了利用气候预测当年蜜量丰歉的方法。在蒲松龄(1640～1715)的手抄稿《蜜蜂》(图2)一则中指出，“门户清静，来往不繁，经营不勤”是分蜂的预兆；芒种前后是收蜂的有利时机。

对蜜蜂生物学的认识，从西周至清末代代深入，但明清学者更有见地。李时珍首先看到“蜜蜂嗅花则以须代鼻”，说明他已认识到蜂须不仅是蜜蜂的触觉器官，还是它的嗅觉器官。明清学者还观察并记载了蜜蜂个体发育的四个阶段。《蜂衙小记》(1819)、《本草纲目》(1578)和《桑瑜漫志》(1726年前)分别描述了卵、幼虫和蛹的形状、大小和颜色，但统称“蜂子”。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阐明蜂王的性别及新蜂王的由来问题。从西晋至清末存在三种迥然不同的看法。第一，认为蜂王由其他生物转化而来，即所谓“化生”说；第二，为相蜂所生；第三，为蜂王所生。其实从宋至清，古代学者已逐渐找到答案。王禹偁在《小畜集·蜂记》中指出，“王之子尽复为王”，还描述了蜂王产卵的情景。道教经典《道藏经》(960～1111)说：“蜂交则黄退”，说明宋人已观察到蜜蜂雌雄交配后的体色变化。明人陶辅《桑瑜漫志》还记载了雌雄之别，“蜂之雄者尾锐，雌者尾岐，相交则黄退”。清人张宗法《三农记》(1760)说，分蜂时新蜂王“要另居一所，不得子母对面并肩”。这些描述显然已指出蜂王就是雌蜂。

1841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启开，其他国家学者随之而入。1847年法国人L.蒙蒂尼及其女儿在上海、广州、舟山采集昆虫、鸟类和经济植物标本，其中也有蜜蜂。这是中蜂传播他国的首次记录。从1890年F.莫尔维兹发表研究中蜂的论文起，至20世纪40年代末，一些国家的昆虫专家和养蜂专家都先后来到中国采集蜜蜂标本，并报道了对中蜂的研究进展。

截至清末，全国饲养的中蜂约20万群左右。以浙江、福建、江苏、山东居多，其次为河北、吉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区。每群蜂年产蜜量平均5kg右，蜂蜡0.30～0.50kg。